胆相相照，提笔执刀杏林春

禾下有梦，耕云种月粮仓盈

悬壶济世，大医勤朴且济苍生命

稻禾无忧，国士深耕尤思千万家

2021年5月22日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，是个无比悲伤的日子，祖国痛失两位栋梁！

5月22日13时07分，“杂交水稻之父”袁隆平逝世，享年91岁。

5月22日13时02分，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吴孟超逝世，享年99岁。

今天，我们邀请到同学给我们讲述袁老和吴老的故事，借故事缅怀伟人，听事迹坚定梦想。

本期故事讲述人：王祎凡

 

 

袁隆平

袁隆平一路走来，有汗水和辛酸，也有丰收和喜悦。科学探索无止境，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，他一直有两个梦，一个是禾下乘凉梦，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。

 

1.禾下乘凉梦

（以下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）

那是1961年7月的一天，我到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选种。突然，我发现了一株“鹤立鸡群”的稻株。穗大，颗粒饱满。我随手挑了一穗，竟有230粒之多！当时以为，选到了优良品种，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？

第二年春天，我把种子播下，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。我不甘心，开始反复琢磨其中的奥秘，研究那一片试验田的稻株比例，最终得出一个结论：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。既然天然杂交稻具有这样强的优势，那么人工杂交稻，也一定有优势。于是，我又走上曲折的寻找之旅。

其中，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，在海南岛找到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“野败”并加以利用的过程。那是1970年11月，我和助手李必湖、尹华奇驻守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，在当地寻找野生稻。在那里，有一位农专毕业的冯克珊，是南红良种繁育场的技术员，经常跑来听我讲课。冯克珊联想到农场附近有一种名叫“假禾”的草，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野生稻。11月23日，他找到李必湖，到那片正在开花的野生稻中察看。他们发现了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，野生稻穗的花药细瘦，色浅呈水渍状，不开裂散粉。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禾蔸，是从一粒种子长出、匍匐于水面的分蘖。经过仔细检验，我们最终确认这是一株十分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野生稻，我给它命名为“野败”。

“野败”的发现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更是杂交水稻“三系”配套成功的突破口。1973年，我们协作组历尽千辛万苦才通过测交找到恢复系，攻克“三系”配套难关，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代杂交水稻。1995年，第二代以光温敏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——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。但是，第二代杂交稻也不是完美的：不育系育性受气温和光照影响较大。2011年，我们又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，这是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，已初步研究成功，该杂交水稻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。追求高产更高产，是我们永恒的目标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，我们开始超级杂交稻攻关，分别于2000年、2004年、2011年、2014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、800公斤、900公斤、1000公斤目标。近5年又突破每公顷16吨、17吨的目标。2017年，世界水稻平均每公顷产量仅4.61吨，而我国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每公顷达7.5吨，在世界上遥遥领先。

不可否认，上个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，所以杂交水稻把产量摆在优先地位。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人民不仅要吃饱，还要吃好。所以，我们也改变思路，提出既要高产，又要优质。历史也无数次告诫我们，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最有效途径，就是提高水稻的产量。

 

2.杂交水稻走向世界、覆盖全球梦

（以下故事以第一人称讲述）

世界上超过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，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却是，全球现有1.6亿公顷稻田中，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还不到15%。发展杂交水稻不仅有广阔的舞台，更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，倘若全球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稻，按每公顷比常规水稻增产2吨计算，则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4亿—5亿人口。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不仅能提升全球水稻产量，造福人类，还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。

为了实现这个梦，我们一直在努力。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，我们坚持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，为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14000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，我还受邀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，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。目前，杂交水稻已在印度、越南、菲律宾、孟加拉国、巴基斯坦、印度尼西亚、美国、巴西等国实现大面积种植。今年6月，在长沙举行的中非经贸博览会上，来了不少非洲国家农业界的朋友，看到他们对杂交水稻充满感激和期待，更坚定了我们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信心与决心。

新中国杂交水稻事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，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，同时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！

来源：学习强国---人民日报《袁隆平：我的两个梦》（节选）

 

 

吴孟超

著名肝胆外科专家，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肝脏外科的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，李庄同济医院终身名誉院长，被誉为“中国肝胆外科之父”和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。

1.不愿只当“开刀匠”

在肝脏外科研究上，身高只有1.62米的吴孟超，却是一个世界巨人。

吴孟超不愿只当一名“开刀匠”。他常说，他开了一辈子刀，但开一刀只能延长一个病人的生命，这对于每年新增几十万肝癌患者的中国来说，无异于杯水车薪。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肝癌难题，必须靠基础研究，找出肝癌的发病机理，找出肝炎向肝癌转化的根本原因，在早期预测、早期诊断和预防上做好文章，进而一举解决困扰世界的肝癌问题。

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由吴孟超领衔的“三人小组”开始向肝癌发起挑战时，他们就遵循了这个思路——科研从临床中来，最终要应用到临床上去。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业性基础研究实验室，1993年他又组建了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——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，把肝癌研究推向分子水平和生物治疗领域。

1997年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肿瘤分子生物学家王红阳刚从国外回到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时，她向吴孟超提出，一定要在医院新建一个消化内科，这样她就可以建立基础研究与临床结合的基地和转化平台。吴孟超听后一口答应：“全世界55%的肝癌病人都在中国，所以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研究肝癌的诊治方法。”

“当时，还没有所谓研究型医院的概念，将我的实验室建在医院，并新建消化内科，需要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但吴孟超毫不犹豫。”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王红阳心中满是感激。

 

2. 为后人搭建抗癌平台

对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孝平来说，大他31岁的吴孟超可以说亦师亦友，最让他敬佩的是吴孟超的开创精神。

“在学术领域，最强调的是开创。”陈孝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，“吴老翻译出中国第一部肝外科教材《肝胆外科入门》，创立了肝脏外科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，创造性地提出了‘五叶四段’的解剖学理论，建立了‘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’的肝脏止血技术，率先成功施行以中肝叶切除为代表的一系列标志性手术，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的学科体系……这些方法和理论被沿用至今。”可吴孟超并不满足。

他知道中国每年新发肝癌病例近40万，要想提升治愈率，仅靠手术和各个单位的分散工作，是远远不够的。“我从医70余年，其中有60多年是和肝癌打交道。如今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必须给肝癌研究的后来人搭建一个攻克肝癌的平台，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！”吴孟超说。

“我们建议，组成打破部门界限、学科界限的肝癌攻关协作组……”2006年春天，已84岁高龄的吴孟超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国家有关部门呈送报告。此时，吴孟超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站在人生辉煌的顶点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依旧牵挂国家的肝脏健康事业。

报告引起重视，2010年的最后一天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式落户上海。在此期间，吴孟超近百次赴京协调沟通。一次，他生病刚打完点滴，又要去北京汇报。从首都机场出来时，他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。随行秘书心疼得直掉眼泪：“吴老真是不要命了。”

早在十多年前，就有人劝吴孟超，您都80多岁了，早已功成名就，也该享享清福了，再站上手术台，万一有个闪失，别影响了一辈子的声誉。吴孟超却笑着说，“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，名誉，那算啥？只要我活一天，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！”

来源：学习强国---科技日报《吴孟超：“只要我活一天，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”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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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吃粮不忘育种人”

感谢两位院士为祖国人民

“医食无忧”作出的贡献

国之巨匠用尽毕生心血

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

吾辈青年更应将今日之哀思

化为通往明天奋进的力量

担起国之栋梁！